找个理由进精神病院
我不知道有多少作家为了写作进了精神病院,但关于精神病的作品却有许多,其中有很多杰作,如美国的《红字》,法国的《给麻风病人的吻》,英国人的《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马原的《虚构》,歌德的许多长诗也是在疯癫状态下完成的,肖邦的许多曲子,如《G小调波洛内兹》《夜曲》《降B小调奏鸣曲》等,柯勒律治的五十四行诗《忽必烈汗》等等,我要完成天才作品,我疯了,我要进病院住上几个月.该死的叔本华诱导我,他说:“没有某种一定的疯癫，就成不了诗人．”文学史又告诉我天才与疯子密不可分，或许我是真的疯了．
我的长篇小说《醉玉陵》是一部关于一些人因爱情而患上精神病的小说，小说中有大量的关于精神病人发疯时的描述，它业已成为这部小说的经典之一．毫无疑问，这些主要来源于我广泛地接触这类人，并对他们进行详细的观察与慎密的分析（我是指心理分析学的方法）．是的，我是去过精神病院，但我在里面住的都不长，最长一次也只有两天，所以对他们的生活表现和存在状态不是很了解，更别说那些具有隔离性质的病院．在《醉玉陵》中人和爱异化后的问题和农村精神病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主人分李清华是承担不起这个重任的，于是我想在精神病院里去寻找，看看能不能有所突破，虽然文字无力（我是说文学的作用及影响力），但我还是要在文字中解决这个问题．
我现在的一些写作任务，如诗剧《追恋》的创作，札诗《我的生命与命运无关》的继续创作与修改，长篇小说《我爱上疯子阿娇》的创作，中篇《我的精神病院生活》《我得了传染病》等我都想在精神病院里完成．马原在虚构中说:“我只是要借助这个住满病人的小村庄做背景,我需要使用这七天时间里得到的观察结果,然后我再去编排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可我不只是把精神病院作为我的创作环境与现实基础,我还要把它当作使我精神突变的基地,它要成为我生活与创作场所,还要做些心理学和美学上的工作.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只有写作者身临其境,才可能有震撼人心的作品.你能否认马原写作《虚构》之前没有去过西藏,没去过类似玛曲村这样被隔离的麻疯病村庄?你能否认安妮宝贝写作《莲花》前没有经云南翻山越岭去到西藏?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有那么多生动感人肺腑的细节.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作家都靠回忆写作,没有那些特殊的经历,哪来的回忆?文学艺术永远来源于生活真实!
当今社会,人际关系岌岌可危,人性欲望泛滥成灾,爱与人逐渐异化,个体分裂无法阻挡,人道主义与主体性也渐渐丧失,反封建反传统完全成为盲目的背叛(尤其是青少年,主要是三类教育导致的结果),传媒话语的澎涨,人本思想与人文精神的丢失等等，都是要我们去揭示(不只是批判)与提示(不只是预言,还要为解决问题提供路径与可能的方法),这些是我文学作品的主题,这些曾是上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的“文化热”的主根,随着社会化进程的推动,它们使人堕落、社会堕落、文学堕落,促成了后来的现实变动与文化(特别是文艺)空间的分割,推动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功能逐渐边缘化,导致知识分子和文学危机.与其陷入“阐释的焦虑”和“失语”写作的惶恐与迷惑中,倒不如迎难而上,直截面对,于是我认为与精神病人或传染病人一起生活是最尖锐的面对,站在风口浪尖,必定惊涛骇浪!我在狂徒诗话中说我们要以整体转向有效性写作中才能拯救边缘化,才能再掀文学热潮.事实将证明我所说的正确性,写作越是整体化,越能掀起热潮,越是个人化,越会导致边缘.对于我个人来说,在颠沛游离的这些年里,我积聚了大量的生活素材,构思连绵不断,所以我现在不大需要一般的生活真实,我需要的是一个相对安逸而稳定的处所,做写作这份绝对稳定的工作(它更是我的全部事业),我想把写作首先从我这里职业化,于是精神病院是我最好的去处!
精神病院可能是世上笑与泪结合得最好的场所,在这里你可以直接将审美变为审丑,并乐于其中.如果审丑是一种审美的话(本身就是),那么如何建立审丑美学就是一个迫切解决的学术问题和文学理论问题,这不是翻几本书,善于观察,细于研究,慎于推理,真于分析就可以做到的.进入精神病院,走到丑中去,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这里无逻辑(包括现实逻辑,文学语言逻辑和美学逻辑),这里没有经验之说,人类的任何经验在这里都走到了头,诚如海子所说我走到了人类尽头.我始终有这么一个观念:那些日常生活/生命经验型的诗人,没有一个称得上是优秀的,更别提他们中有天才了,只有超越了现实经验,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和天才诗人.古今中外的文化史证明了我的这个观念,而且还将证明.
我想进入精神病院可能不只是文学或美学上的原因,那将是证明我伟大,可我是一个俗人,我并不伟大,因此必有其他原因,比如有人会说我是真疯了,或者我的精神或神经出了问题,或者说我超越了文学精神与自我本身,走到了一个虚幻的世界中,我走向了上帝,耶稣在我背后,比如我的老师同学和了解我的人会认为我痴傻到疯癫与躁狂的地步,更为确切的一种说法是我穷,一无所有,不想再四处漂泊,可又没能力重建家园,却要一心为文学,于是进入精神病院就最理想了,不用顾及大米与白菜了.还有一种最不确切的说法是我的思想问题,个简单的例证是,我怀疑我上面所写的这些另有目的,但我又怀疑我的怀疑,我肯定了我的说法与你们的猜测,可我又否定了我的肯定,然后把这些肯定的与否定的一并否定,包括上面的所有文字和我自己,同时我不能阻止自己的分裂与异化,于是我要进入精神病院.
有一点谁都不能否认:精神病院里十分安逸,随处可见的笑谈可以消解现实之痛与创作痛感,从而稳定心理平衡器,防止腺垂体过分分泌或不分泌,不信?
那我就要拿出理论证据了,心理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奥地利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1856-1939),你不会陌生吧?我是一个现实与文学叛徒,我与现实和文学发生了许多冲突甚至是激烈而尖锐的矛盾,我长期处于爱压抑痛苦与文字倾诉的呻吟中,我没有任何办法使自己获得释放(文学是不能完全承担的),可是这个家伙说:“避免痛苦的最有趣的方式是对自己的有机体施加影响.”国外许多天才都曾经这样做过,他们或是汹酒,或是服用药物,或是进精神病院,使自己完全迷醉,从而获得特殊的感受与灵感,可喜的是他们都成功了,于是我接受了这个家伙的观点.
他在《文明及其缺陷》中谈到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几种方法:一是“致醉作用”,二是“转移利比多(libido)”,三是“割断与现实的联系”.可见,进入精神病院正好符合这三点.由于与本文关系不是太紧密,我就不去做生理学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分析与论证,当然也不必再引用,这是一个比较学术的问题,读者可以参阅他的这本书和其他相关书籍.本文原稿中关于这个的论证有四五千字,怕别人又说我的文章太拖拉了(这里插入这些赘述本身就拖泥带水了),读者们又不喜欢太专业太学术的东西,所以在此不作细论.
所以说我去精神病院还有心理学、病理学的目的.
精神病院是一个禁闭室,这里有不少天才,如尼采、兰兑斯、萨德、萨特、玛丽·圣姆和查尔斯·圣姆、米开郎琪罗、达·芬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普拉斯、克莱斯特、歌德、伍尔夫、奈瓦尔、卢克莱修、查尔顿、茨威格、杰克·伦敦、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等,有许多人道主义人士为了解除一些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受到的非人对待,把精神病人从精神病院里解放出来,比如皮内尔和他的学生埃斯罗、美国的迪克斯等等,还有许多伟大作家的经典作品中写到了疯癫天才,如俄国里包耶夫在《智慧的痛苦》中写到的恰茨基,歌德在《托尔夸尔·塔索》中同名的意大利诗人(同名指的是与作品现名的主人公,以下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和奥瑟罗,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病人等等,这些人以及这些作品同样伟大,所以我要成为他们三类人中的一员.
我要成为天才,哪怕疯狂的天才,我的作品中也要有更多的疯狂天才与精神病人.找个理由进精神病院!也许在这之后,我会找个理由进监狱!
200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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